鲁迅眼中的藤野先生和藤野眼中的周树人君

余则诚 / 文，“余是以言之”团队作品

大文豪鲁迅与日本的深厚渊源，大家都很熟悉。

他早年留学东洋，回国后弃医从文也与在日本所受的刺激有很大的关系；他的两个兄弟（周作人和周建人）都娶了日本老婆（羽田姐妹花），后来更因弟媳的缘故导致他们兄弟反目，家庭失和；在成为著名作家后，他作品被译成日文，拥有众多的日本粉丝。

无论是个人的成长、文学的印迹还是私生活的八卦，要谈鲁迅，无论如何都绕不开日本。在鲁迅的生命中，有众多的日本友人，但他最敬重的，却是他留学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的恩师藤野严九郎，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藤野先生。

虽然鲁迅在这所学校仅呆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也没拿到毕业证，但该校的解剖学讲师藤野严九郎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他毕生念念不忘。

藤野严九郎出生医学世家，彼时刚过而立之年，在该校的教学素以严苛著称，是同学们眼中那种容易让学生挂科的“严师”。

然而，就是这位严苛的藤野先生，没有嫌弃鲁迅那蹩脚的日语，也没有因为他是战败国来的留学生而有所轻视，反而对他的学业多所关心和鼓励，令彼时的鲁迅感到了在异国他乡久违的温暖。

藤野严九郎留给鲁迅的最初印象是刻板的：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不久，这刻板的印象即得以改观。因为藤野先生非常关心留学生鲁迅的学业，每周都要将鲁迅所记录的课程讲义亲自改订，这令鲁迅意外的同时也感到了温暖。

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上解剖实习课时，藤野先生还担心鲁迅能不能跟上，因为他听说中国人格外地敬重鬼神，怕鲁迅因此不肯解剖尸体。直到看到课堂上鲁迅的表现，他才放下心来，专门把鲁迅叫去表扬了一番。

所教授的几门课程，藤野先生均给了鲁迅及格的成绩。虽然分数不算高，但竟然没有落第，这也很是引起了一些日本学生的不满和猜疑。他们怀疑是藤野先生事前给鲁迅漏了题目，还曾去检查鲁迅的讲义，直到有人出面为鲁迅打抱不平，流言才止息。

然而鲁迅也从这件事中深受刺激，他为此感到悲愤：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这悲愤的心绪渐渐发酵，终于到第二学年结束的时候，鲁迅决计不再学医，并离开仙台。他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藤野先生，这显然令藤野感到很是意外：

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最终，在鲁迅离开之前，藤野将他叫到了家里，并给了他一张自己的照片，题字“惜别”，并叮嘱鲁迅以后保持联络，时时通信告诉他近况。

然而，文艺愤青鲁迅此后几年的生活过得并不如意，也就没有联系藤野先生。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音迅了。

后来，当终于以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身份在国内文坛混出名堂的时候，鲁迅曾委托日本朋友打听藤野先生的近况，尝试与他取得联系。然而，彼时，藤野先生已经“下落不明”——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在1911年并入了日本东北帝国大学，藤野因学历不够失去教职，去向不明。

虽然终于还是没有联系上这位恩师，但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感激却一直留存在心底深处。他在名篇《藤野先生》中深情写道：

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直到此时，他的床头上仍然摆放着藤野先生的那张照片。幸运的是，他的日本友人并未放弃寻找藤野先生的下落，并在1936年底，找到了彼时尚在人世的藤野先生。

原来，当初因为并校失去教职后，藤野先生便离开了仙台，几经折转，最终他回到故乡福井县的偏乡自立诊所勉强维持生计，一直到1945年8月11日（日本投降前夕）去世。

事实上，藤野先生本来是可以在鲁迅生前联系上他的。

就在鲁迅去世的前一年（1935年），藤野先生就读高中的儿子从学校带回了一本中国作家鲁迅的散文集，里面恰好收录了名篇《藤野先生》。儿子问年过花甲的父亲，这篇文章里写的“藤野先生”是不是他？

藤野先生拿着放大镜将这篇文章仔细看过，并端详了文集扉页刊印的鲁迅的照片，叹了声“真的是周君啊！” 然而，藤野认为自己中年失业、晚境潦倒，如此失意的人生，还是不要说与彼时已是大文豪的周树人君了，以免冒昧，徒增困扰。

于是，藤野告诉儿子不要跟别人说起这件事。后来儿子的语文老师前来家访，藤野先生也同样请求对方为他保守这个秘密。

1936年，鲁迅逝世，噩耗传到日本。藤野先生盯着报道鲁迅死讯的报纸伤感了许久，并将报纸上鲁迅的照片剪下，举过头顶，拜了再拜，以此寄托哀思。是年底，当鲁迅的日本友人小林君终于找来时候，藤野先生这才知道，原来鲁迅不只是留存着他的照片，写下了一篇文字，这些年里也从未放弃寻找他的下落，期待与他，甚至是他的后人见上一面。他对此追悔莫及，可惜斯人已逝。

1937年3月，应记者之约，藤野先生在日本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追忆他与鲁迅的交往。在这篇题为《谨忆周树人君》的短文中，藤野先生写了他对年轻鲁迅的最初印象：

周君身材不高，脸圆圆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

他回忆了替鲁迅修改讲义的往事，并解释了为什么会“关照”这个来自大清的中国留学生：

周君学习很努力，上课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我看他听日语和说日语都不利索，想必学习中很吃力。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一遍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

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还有很多日本人把中国人骂为“梳辫子和尚”，说中国人的各种坏话。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

我在少年时代时，曾经跟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我很尊敬中国的先贤，同时也认为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

至于为什么他在1935年获悉大文豪鲁迅就是当初的学生周树人君后没有第一时间与他联络，藤野先生是这样说的：

周君在小说里、或是对他的朋友，都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听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的话，周君该会有多么欢喜啊。可是现在什么也无济于事了，真是遗憾。我退休后居住在偏僻的农村里，对外面的世界不甚了解，尤其对文学是个完全不懂的门外汉。

这段话透露出的信息是耐人寻味的：在藤野先生看来，自己中年失业，晚景又如此落魄，在“社会地位”上已经与彼时备受中日两国文坛推崇的大文豪鲁迅不相称——说到底，他还是对自己的境况感到失望，于是不肯再联系“周君”——这原因，竟与当年鲁迅因为自己“状况无聊”，怕藤野先生失望而不敢给他写信如出一辙！

正如有人所总结的：“两厢自卑之下”，这段跨越了三十年的师生情谊，最终只落得照片背后的两个字：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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